鲁迅私信中的蔡元培

1927年6月12日，鲁迅在致章廷谦信中写道：“我很感谢你和介石向孑公去争，以致此公将必请我们入研究院。然而我有何物可研究呢？古史乎，鼻已‘辨’了；文学乎，胡适之已‘革命’了，所余者，只有‘可恶’而已。可恶之研究，必为孑公所大不乐闻者也。其实，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

这里的“介石”，指的是鲁迅、蔡元培、章廷谦的绍兴同乡郑奠。“鼻”是被鲁迅视为仇敌的顾颉刚。“孑公”就是老一辈的学界领袖蔡元培。“必请我们入研究院”，本身就是蔡元培的一种 “赏识”，只是不能像并不“可恶”的袁希涛、蒋维乔、胡适、顾颉刚那样，得到蔡元培更多的偏爱和赏识。对于蔡元培不像“赏识”袁希涛、蒋维乔、胡适、顾颉刚等人那样“赏识”自己，鲁迅一直是耿耿于怀的。

1927年10月3日，鲁迅偕许广平抵达上海，他首先联络的是与自己同为章太炎弟子的农矿部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兼上海劳动大学校长易培基。10月25日，鲁迅应易培基的邀请到劳动大学演讲，一开场就谈到了自己与这位国民党要人之间“党同伐异”的亲密关系：“这次易先生要我来讲几句话；因为我去年亲见易先生在北京和军阀官僚怎样奋斗，而且我也参与其间，所以他要我来，我是不得不来的。”

当时的另一位国民党元老李石曾，正在动用政治上的优势资源，向蔡元培在教育学术界的权威地位发起挑战，与李石曾有姻亲关系的易培基，是替李石曾冲锋陷阵的重要干将之一。鲁迅看好的是李石曾、易培基一派的政治势力，而不是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学术地位和学界权威。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他才会在1927年12月9日写给章廷谦的另一封信中，更进一步地压低否定蔡元培：“太史之类，不过傀儡，其实是不在话下的。他们的话听了与否，不成问题，我以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

然而，被鲁迅看好的易培基非但没有办党务、办实业和办教育的能力，而且根本就没有表现出善待鲁迅的真诚意愿。到头来还是由担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于1927年12月主动给鲁迅送来一个不用上班就可以拿到300元干薪的特大饭碗：中华民国大学院特约撰述员。一年之后，这个饭碗又在蒋梦麟任部长的教育部里改名为“教育部编辑费”，直到1931年12月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兼理部务时才被裁撤。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鲁迅于1932年3月2日致信许寿裳：“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如是为之设法，实深感激。惟数年以来，绝无成绩，……教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不当，受命之日，没齿无怨。……今所恳望者，惟舍弟乔峰在商务印书馆作馆员十年，虽无赫赫之勋，而治事甚勤，始终如一，商务馆被燹后，与一切人员，俱被停职，……可否乞兄转蔡先生代为设法，……”

由于有“蔡先生代为设法”，周建人保住了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职位。鲁迅和周建人兄弟怀着对于蔡元培的感激之情，于1933年1月6日双双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周作人与蔡元培的私人恩怨

鲁迅不满意于蔡元培的理由，同时也是周作人不满意于蔡元培的理由。查《周作人日记》，1917年4月5日有“上午蔡先生来访，功课殊无著，下午睡良久，……”的记录。1917年4月10日又有“午至益昌同大哥午饭，下午乘车至大学谒蔡先生辞国文事，又告南行，见陈独秀、沈君默二君，又回教育部一谈……”（10）的记录。蔡元培聘请周作人到北京大学任教，难免有假公济私的嫌疑。对于一向清高自傲的周作人来说，却另有一个因得不到重视而怀恨在心的心结。蔡元培逝世后，周作人在《记蔡孑民先生的事》中回忆说：“当初他叫我担任希腊罗马及欧洲文学史、古英文，但见面之后说只有美学需人，别的功课中途不能开设，此外教点预科国文吧，这些都非我所能胜任，本想回家，却又不好意思，当时国史馆刚由北京大学接收，改为国史编篡处，蔡先生就派我为编纂员之一，与沈兼士先生二人分管英日文的资料，这样我算进了北京大学了。”（11）

1923年1月，蔡元培为抗议教育总长彭允彝非法插手罗文干案而愤然离职，直到1926年2月3日才应北京政府的要求从欧洲回到上海。2月4日，蔡元培在上海接受国闻通讯社记者采访，对中国的政治、教育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大学生知识充足，即因迫于义务，必出而发表主张，或信仰何种主义，不妨以个人名义出之，不必强人从同，必欲以机关或团体名义。盖言论思想之自由，为共和国之绝对原则也。至共产主义为素所赞同，惟手段则同情于克鲁泡特金之互助论，而反对马克思之阶级斗争。此因中国历史不同，生产机关不完全之故；且国际环境，亦有所不许也，中国改造，须由中国人自负其责，客卿即赤心相助，而情形不同，隔膜甚多，况杂外交政策者，更无论矣。”（12）

蔡元培所谓“客卿即赤心相助”，显然是针对由苏联人主导的国共合作而言的。在国共两党都没有做出激烈反应的情况下，没有党籍的周作人，反而抢先于2月9日写下一篇《外行的按语》，对蔡元培实施全面清算：

我劈头就得声明，我是一个外行，对于许多东西，如经济，政治，艺术，以及宗教，虽我于原始宗教思想觉得有点兴趣。然而我也并不自怯，我就以一个外行人对于种种问题来讲外行话，如蔡先生的那个有名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我便不大敢附同；我别的都不懂，只觉得奇怪，后来可以相代的东西为什么当初分离而发达，当初因了不同的要求而分离发达的东西后来何以又可相代？……

我在这里又当声明，（这真麻烦透了）我并不是共产党，但是共产思想者，即蔡先生所谓赞成其主义；我没有见过马克思的书皮是红是绿，却读过一点克鲁泡特金，但也并没有变成“安那其”。……总之在吸着现代空气的人们里，除了凭借武力财力占有特权，想维持现状的少数以外，大抵都是赞成共产主义者，……蔡先生倘若以为异阶级也可互助，且可以由这样的互助而达共产。我觉得这是太理想的了。世上或者会有像托尔斯泰，有岛武郎这样的自动地愿捐弃财产的个人，然而这是为世希有的现象，不能期望全体仿行。日本日向地方的新村纯是共产的生活，但其和平感化的主张我总觉得有点迂远，虽然对于会员个人自由的尊重这一点是极可佩服的。我不知怎的不很相信无政府主义者的那种乐观的性善说。阶级争斗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并不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正如生存竞争之非达尔文所创始，乃是自有生物以来便已实行着的一样：这一阶级即使不争斗过去，那一阶级早已争斗过来，这个情形随处都可以看出，不容我们有什么赞成或反对的余地。（13）

连“共产主义”的基本理念都不予认真研究的周作人，擅自得出“大抵都是赞成共产主义者”的“外行”结论，本身就是刀笔吏式的专制精神的一种表现。他对于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批驳虽然颇有一些道理，却也透露出挟私报复的黑暗心理。

在这篇文章的结束语中，正在北京学潮中冲锋陷阵、大显身手的周作人，偏偏又不嫌“麻烦”地向国民党元老蔡元培表白起了自己的政治态度：“蔡先生是现在中国举世宗仰的人，我不该批评他，但我自信并非与国民党扰乱到底的某系，而是属于蔡先生的‘某籍’的，说几句话当无‘挑剔风潮’的嫌疑，所以便大胆把这篇外行的按语发表了。”

由于段祺瑞执政府行将垮台，北京大学内部又处于四分五裂之中，加上国民党广州政府正在苏联政府的支持下积极筹备北伐战争，蔡元培便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留在了南方。2月7日，蔡元培在北大旅沪毕业同学公宴中发表意见说：“大学之大，因其无所不包，各种言论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于互相诟骂。如各有主张，尽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张之长处，不必攻击或排斥他种主张。北大内部现今似有党派的趋势。”

在女师大学潮中站在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为首的法日派一边充当文化杀手，对于以胡适、蒋梦麟、王世杰、陈源、丁文江、丁西林、李四光等人为代表的英美派“绅士”一再“诟骂”的周作人，当时正处于无法在北大继续安身的尴尬境地之中，只好再一次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寄托在前辈同乡蔡元培的身上。于是便有了他1926年4月25日致蔡元培的公开信：

自先生去国后，荏苒三载，未曾奉候，疏懒之罪，无可辩解。今年春初阅报，知先生返国，暂赴故乡休养，即行北上。……先生此次返校后，即使政治如何暗浊，北大当不至再滚入漩涡中，于先生亦当别无危险。此其一。……“教授治校”，此为北大之特长，使校长不妨暂离之原因。但以个人观之，成绩未可乐观，如教务长与总务长不能兼任，载在章程，最近改选教务长，乃即由现任总务长当选兼任，该项章程，在此次选举，似已不发生效力，故北大法治之精神，实已有疑问。不得望先生之来而加以补救者也。此其三。作人在北大将及十年，除教课外，于教务素不过问。今因先生不来北京，与北大前途关系至大，偶有所见，不敢缄默。敬以奉陈，狂愚之言，尚祈宽容是幸。

周作人的公开信于4月30日刊登在《北京大学日刊》。5月15日，蔡元培写来回信：“启明先生大鉴：奉四月二十五日惠函，语重心长，感荷无已。弟对于北大，既不能脱离，而久旷职守，慊愧万分。惟现因胃病大发，医生禁为长途之旅行，一时竟不克北上。稍愈决当首途，容晤馨一切。敬希鉴谅，并祝著祺。弟蔡元培敬启。”

5月28日，蔡元培的这封短信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信后附有一则“记者按”，针对周作人前信中的不实之辞予以批驳：“总务长兼代理校长蒋梦麟先生自被选取为教务长后，已请余文灿先生为总务长矣。此事已在本刊上公布，请予注意。”针对《现代评论》派的北大同人极尽造谣诟骂之能事的周作人，偏偏把自己包装为“于教务素不过问”的老实人，更是其刀笔吏根性的极端表现。

在此之前的5月19日，周作人已经颇为知趣地向北大校方提交了告假两年的声明函。在7月19日出版的《语丝》第88期中，他又以一篇《我们的闲话（二六）》，再一次向蔡元培发起挑战：“北大内部的党派，已是事实，也不是始于今日，因为有党派所以这才能说无所不包，否则怎么说能包呢？……我知道自己也有毛病，便是不能世故。我在北京混了十年，至今还是《新青年》与《每周评论》时代的意见与态度，这在现今似乎是不很通行的了。”

从1927年4月12日开始，国民党方面开始在上海、广东等地大规模实施针对共产党人的“清党”运动。远在北京的周作人，在自己主编的《语丝》上先后发表《猫脚爪（闲话拾遗四十六）》、《怎么说才好（随感录四十九）》、《功臣（随感录六十五）》等多篇文章，抨击“清党”中的残暴行为，同时还对吴稚晖、蔡元培、胡适等人进行谴责：“最奇怪的是智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也是智识阶级的蔡、胡诸君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此种现象，除中国人特嗜杀人说外，别无方法可以说明。”（14）

等到国民党改北京为北平之后，周作人却闭上了嘴巴。反倒是参与组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蔡元培、胡适等人，切切实实地救助了一些政治犯，其中包括中共地下党员刘尊棋及其妻子郑倚虹，中共前领导人陈独秀、韩麟符，共产国际情报人员牛兰夫妇。

1926年4月25日写下公开信要求蔡元培返校任职的周作人，到了1929年7月20日写给江绍原的私人书信中，却又站到反对蔡元培返校任职的另一边：“北大将独立，校长则以蔡太史呼声为高，唯不佞甚反对，其理由告知川岛，今不赘。”

川岛就是章廷谦，是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屡屡对蔡元培发泄怨恨情绪的固定对象。周作人之所以反对蔡元培重新出任北大校长，是因为他与北平教育界的行政当局李石曾、易培基、沈尹默等人，已经在女师大学潮中结成利益共同体，而与强力支持蔡元培的胡适、蒋梦麟、王世杰、陈源等英美派学人结下了很深的仇怨。

好在蔡元培并没有返回北大，随后返回北大的蒋梦麟、胡适等人也大都是不计前嫌的“正人君子”，颇为世故的周作人，积极主动地与胡适派文人恢复了《新青年》时代的同人情谊。1934年4月，由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创刊，创刊号中隆重推出了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诗用险韵，和之颇难，平素不大写诗的蔡元培，居然连和三首寄赠周作人。诗中记叙新年儿戏的情形，写入许多越语乡俗，还细加注释。对于蔡元培颇多不满之处的周作人，不禁为之动情。在60年代撰写的《知堂回想录》中，他竟用七个篇章专门回忆蔡元培的为学和为人。

曾经在私信中“莫须有”地斥责蔡元培“晚节之不易保守”的周作人，自己的晚节才真正是“不易保守”。笔者所说的晚节，并不只是指周作人在抗日战争中当过“汉奸”，而是他在《知堂回想录》中针对胡适、陈源、傅斯年、罗家伦、胡风等历史人物，捏造了许多“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刀笔谎言，他自己却偏偏要通过当年极力攻击过的章士钊去寻求政治庇护，最终只能在“寿则多辱”的精神失落中离开人世。

注：

（1）《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第273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

（2）许为民：《杨杏佛年谱》，北京•《中国科学史料》第12卷第2期，1991年2月出版。

（3）《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9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4）杨小佛：《杨杏佛事略》，北京•《人物》1982年第1期。

（5）《胡适来往书信集》中册第1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

（6）《鲁迅全集》第5卷第4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本文最初以鲁迅的笔名“干”发表于1933年3月6日的《申报•自由谈》。

（7）《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第21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8）程沧波：《宁粤和谈追随蔡先生的经过》，台北•《传记文学》31卷2期，1977年8月出版。

（9）《鲁迅全集》第12卷第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10）《周作人日记》上册第663，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出版。

（11）文载《古今》月刊1942年第6期。

（12）《申报》1926年2月5日。

（13）周作人：《谈虎集》第17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在《新青年》时代，周作人曾经是新村运动最早也最为积极的鼓吹者。在鲁迅和胡适都不予赞同的情况下，是蔡元培、李大钊等人出面支持了他。周作人之所以放弃新村运动的乐观理想，与他和鲁迅的情感决裂有直接关系。借用他写在绝交信中的话说：“我以前的蔷薇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

（14）周作人：《怎么说才好》，《谈虎集》第18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