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对待文化的态度上，有两种倾向值得警惕。

首先，完全“复归”的倾向很突出。一部分人寻求的不是对文化的“自知之明”，而是一种势头很猛的夸张的复旧，其中尤有甚者，宣扬“圣贤是文化之本，文化由历代圣贤创造”，认为中国100多年的近代史都错了，走的都是所谓“文化岐出”、“以夷变夏”的路；甚至主张“把儒教重新定为国教，建立一个儒教社会”。这种倒退复古、明显排外的取向当然不是提倡文化自觉的本意。

其次，不加质疑地追随西方现代化取向。对西方理论不加反思地接受，把本土资源作为论证西方理论、实现西方社会思想的工具，无视西方学者已经深刻揭示的现代化危机等倾向仍然存在。

事实上，在对待文化的问题上，费孝通先生早已给了我们一个基本的立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历史已经证明，西方中心主义是行不通的，东方中心主义重蹈西方中心主义的老路，也不会有好的结果。

文化自觉的根本目的是“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只有理解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因此，我们既要为在世界创办了100所孔子学院欢欣雀跃；又要在国内普及外语，要求学生除母语外，外语也能达到一定水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找到中华文化存在的意义及其对世界的未来所能做出的贡献。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乐黛云）